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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违反规章导致无效?从一则营业信托纠纷说起

发布日期:2020-02-20 作者:中伦律师事务所|周月萍 孟奕 张振宇 出处:周月萍 周兰萍团队

一、裁判要旨

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二、案件概述


2011年11月3日,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签订《信托持股协议》,约定天策公司通过信托的方式委托伟杰公司代持2亿股君康人寿股份,协议签订后伟杰公司从福州开发区泰孚实业有限公司受让取得了2亿股君康人寿股份。2012年,君康人寿股东同比例增资,伟杰公司增资2亿股。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2014年10月30日,天策公司向伟杰公司发出《关于终止信托的通知》,要求伟杰公司依据2011年11月3日天策公司和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终止信托,将4亿元信托股份过户到天策公司名下,并结清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之间的信托报酬。伟杰公司不同意将股份过户,双方遂产生争议。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闽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认定《信托持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


案情时间轴如下:




三、最高院的观点


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民事判决书中,对于《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审查,并非直接以协议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而认定为无效,而是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以及实践中允许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出现的危害后果进行综合分析,对《信托持股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


首先,《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立法目的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内容不与上位法相抵触。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再次,允许隐名股东代持保险公司股份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由于协议内容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认定《信托持股协议》无效。


最高院思路如下图所示:


四、案例解读


结合《合同法》、《民法总则》、《九民纪要》,对最高院观点作进一步思考:


(一)合同因违反规章规定而无效?

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前,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其范围并未包括规章。而《九民纪要》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可见,从现行法律规定和《九民纪要》来看,关于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并未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直接扩大了到了规章层面,只有在合同违反规章且同时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下才会被认定为无效。对此,最高院关于本案的裁判思路实际上也遵循了该思路,最高院并未因《信托持股协议》内容违法规章的规定而直接认定该协议无效,而是在综合分析规章的规范目的、内容实质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后,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作出协议无效的判断。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从上可知,如合同内容同时违反规章规定且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可能,则该合同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但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内涵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法院在适用该条款判断合同效力问题时较大的解释空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社会公共利益的边界在何处?


王利明教授在《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在我国,一般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两个方面。”梁慧星教授在其《民法总论》一书中则认为“中国现行法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及‘社会公德’,在性质和作用上与公序良俗原则相当,‘社会公共利益’相当于‘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相当于‘善良风俗’。[1]因此,从学者观点看,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比较抽象,缺乏明确的界定。


通常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解释往往和审理案件时的具体经济、社会环境、国家宏观调控、行业监管规范重点内容等方面息息相关,属于国家对社会活动的强制性规范。从《九民纪要》第三十条对于公序良俗的范围界定来看,同样主要包含了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和国家宏观政策等方面。以本案为例,最高院所提出的裁判规则,实际受到了很强的政策性背景的影响。2018年,在包括《资管新规》等在内的系列金融行业监管规则出台之后,政府对于金融业的监管开始向着严监管的方向发展。而保险公司的股权代持行为,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监管秩序,使得监管机关及金融市场投资者无法对保险公司最终投资者的信息完全掌握,因此这样看来,最高院所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实质上与国家金融监管的趋势保持一致。


但是,笔者认为,对于本案裁判规则的引用不能机械照搬,应当遵循必要的限度。如上所述,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是一个广而泛的概念,目前并无对此具有明确界限的规定、裁判规则,更多的是在个案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边界进行划定;且社会公共利益随着政策监管的变化,往往也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最高院在《九民纪要》中也提到,法院在认定公序良俗时,要同时考察规范对象、监管强度、交易安全保护、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在行业监管力度趋紧的领域、时期,特别是涉及可能影响行业交易安全、可能引发重大社会影响、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民事合同,本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才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而在更多时候,我们还是应当遵循《民法总则》、《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所确立的判断合同效力的原则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把握,以实现国家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稳定性、可预期性与可把握性。


五、对客户的建议


(一)对企业签订合同的建议

尽管如上所述,部门规章不能直接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但是根据《九民纪要》相关内容及对今后司法裁判对于类似情形合同效力的认定风向的预测,特别是在涉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领域,人民法院在坚持既有认定合同效力大原则的同时,更加明显地运用穿透式审判思维,在探求真实交易目的的基础上,可能将行政监管部门颁布的部门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合同被认定无效,则企业只能按照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对所得财产予以返还或折价补偿,并且有过错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企业在对外订立合同时,不仅要注意合同内容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要关注对于主管部门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监管的相关规定。此外,企业在签订合同,最好提前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明确的约定,并在合同中约定独立的合同无效情况下的清理结算条款,对合同无效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作出妥善安排。


(二)对于企业业务发展的建议

对于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包括金融市场秩序、房地产市场秩序)和其他国家宏观政策重点调控领域的企业,在企业业务发展的方向选择上应当牢牢把握当前的政策趋势,对当前的业务模式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风险评估。以金融机构为例,在《资管新规》等一系列监管政策出台后,对于新类型业务应当切实按照新规要求合理设计交易结构,提高业务安排的司法裁判预期管理,避免因合规性导致出现交易风险敞口。同时,对于已实施的存量业务,应当充分利用好监管的过渡期,在兼顾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提前终止交易、及时调整交易结构等方式合理解决。


(三)对于PPP项目的建议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PPP项目一般涉及市政公用事业与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且也主要受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监管。因此,在PPP项目也同样面临因违反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且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下被认定合同无效的风险。例如,社会资本中采用明股实债或股权代持等模式参与PPP项目的,虽然该等约定明显违反财政部规范性文件,但是在司法层面如何认定其效力仍然处于空白。


此次《九民纪要》出台后,考虑到PPP项目其本质无法与社会公共利益完全划清界限,且国家PPP政策也同样处于不断加强合规性监管的趋势,为避免相关协议被认定无效的风险,建议社会资本谨慎采用明股实债或股权代持等模式参与PPP项目。如果基于一些原因,需要在PPP项目中采取股权代持的交易结构安排,由于股权代持在PPP项目中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纠纷,对各方的经营管理均会造成极大不便,因此建议在开展股权代持安排前应就交易模式和相关协议与专业律师进行沟通,以全面考虑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注:

[1] 陈维凤,徐传伟:《社会公共利益的理性思辨》,中国法院网,2016-02-23。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2/id/18096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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